“照片即罪證”,言說即力量。
最近電影《南京照相館》讓很多人熱淚盈眶,這部電影其實是有歷史原型的,1937年底到1938年初,日寇制造了駭人聽聞的“南京大屠殺”,當時有日本人將其在大屠殺中所拍攝的照片送往一家照相館洗印,年僅14歲的學徒羅瑾冒死多沖洗了一套,并將其中16張制成一本相冊,保存下了日軍屠殺中國平民的影像罪證。1946年,南京大屠殺主犯谷壽夫受審時,否認、抵賴其反人類罪行,這本相冊成了法庭上的有力證據。
當時的法庭資料中寫到,這本相冊證明了日寇“以殘殺我同胞為笑樂”,我對這句話印象特別深。的確,古往今來世界上發(fā)生過很多戰(zhàn)爭和殺戮,但像日本軍國主義者那樣以虐殺為樂的,在人類之群實在很難再找出一例。人性的下限究竟是如何被拉低的,這是一個值得全人類深思警惕的永恒命題。
電影中并沒有強行給戰(zhàn)爭罪犯找人性閃光點,但以白描的手法表現了人性被扭曲的過程。影片中的反派攝影師伊藤一開始對殺人還有一些膽怯,但在上司的“教育”之下,在每天置身于殺戮叢中后,他也逐漸被軍國主義附體,準備利用完“朋友”阿昌,就借刀殺人將他滅口。
伊藤人性的扭曲過程這條線索,形象地再現了極端思想對人的吞噬作用,人性有時候很脆弱,人的思想其實是可以被“塑造”的。如果歷史被一再歪曲,如果戰(zhàn)爭罪行得不到徹底反思,那么現在看上去“文明”了的人,將來或許還會成為戰(zhàn)爭狂熱分子,這是我們不得不警惕的。
電影的核心意象“照相館”,本身就是一個絕妙隱喻。主角阿昌等人與日寇斗智斗勇,一開始只是為了活下去,但他們慢慢意識到這些照片是日本人的罪證,而日寇自身也從殺人的瘋狂中意識到了這一點,于是力圖掩蓋。在那個場景之下,沖洗照片成為對罪惡的“顯影”,傳播照片則對侵略形成壓力,整部電影用照片這個意象告訴人們,把真相呈現出來講述出去,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。
在一切文藝作品中,訴諸影像的藝術形式,是現代社會人們批判反思戰(zhàn)爭的重要工具,因為它能以最直觀的方式呈現戰(zhàn)爭的殘酷,也就最為震撼人心。二戰(zhàn)以后,西方社會拍攝了大量此類題材的影視作品,我還清楚記得在影院看完《美麗人生》再映后,痛哭流涕到把保潔員都嚇到的經歷,這些優(yōu)秀影視作品對于歐洲反納粹起到重要作用。
我們也應以嚴肅的態(tài)度創(chuàng)作這樣的作品,并以現代傳媒方式進行傳播。像《南京照相館》這樣的電影應該越拍越多,要不斷從各個視角切入,從各個層面批判侵略,反思軍國主義對人性的異化,還要努力將這些作品推向國際市場,不斷擴大其影響。如果像這樣情緒克制、立意明確的電影還會受到莫名其妙的指責,那可能恰恰因為它觸碰到了一些人最不愿被人看到的一面,就像南京照相館曝光了日寇最不愿被暴露的畫面。
其實電影里的照相館叫做吉祥照相館,而電影的中文名卻叫南京照相館,南京這座飽經風霜的古城就像一座巨大的照相館,至今仍在照出歷史的真相。
(文/于永杰)